雨下个没完，公路一片汪洋，下水道和河流塞满了。公交车船一样划开水面，站台上撑开各种各样雨伞，伞簇拥着向站台边倾斜，好像许多蘑菇长在站台里，哗哗的雨帘从伞阵上往外泻下，水珠溅到鞋子裤子上。公路上洪水奔跑着，旋转着，汹涌着，洪水里夹杂泥沙、树枝和塑料袋，有的波浪上一长串垃圾，浪花似的翻滚。
我们的办公室钟摆一样停摆了，银色指针雨帘似的啪啪碎在地上。看着这样的雨帘使人迷离而又恍惚，我躺在白色病床上，这里是社区诊所，病人很少，这间病房里只有我一人。
吊瓶滴落针水，一股凉意从手背透往全身，青霉素和氯化钠在身体里筑起堡垒，把细菌和感染阻击在外。窗外哗哗的雨帘使人迷糊，又不敢彻底睡着，因为没有陪护，怕输完针水，血液回流，充满吊瓶，像一个红色心脏挂在支架上。
诊所里的医生和护士怕是也把我忘了，一个在诊室发呆一个在药房打瞌睡。
我的左手还在嘟嘟嘟跳动，伤口从小型切割机下切开。一个乌云密布的中午，一根圆溜溜的电线在切割机下怎么也放不对，左手只好伸到电线上帮忙，右手握着切割机手柄，右手不等左手抽开，往下按了切割机，嘶一声，手套被切开了。“啊，你的手在喷血。”随着梅子一声尖叫，一股血流飙到切割机上，切割机好像挨了一拳。队长赶忙送我来最近这家社区诊所。医生取下手套，用碘酒擦洗伤口，包扎伤口，我忍受着逐渐涌起来的疼痛，嘟，嘟嘟，嘟嘟嘟，躺在病床上输液。
我丢掉了办公室工作，才来的这家电表厂上班，搬离弥勒寺，住在厂里员工宿舍。
宿舍是一栋老旧砖房，外墙没有刷石灰，没有贴瓷砖，只用水泥混粗沙简单刷一下，像一块巨大毛肚，手放在墙面上很刺人。宿舍木门不久前刷过红漆，四道木门镶在二楼砖墙里，门外一条走廊，走廊边一条矮墙，墙上摆两盆不知何人丢弃的植物，一盆水仙一盆虎头兰。漱口的时候有人对着水仙吐水，花叶上粘着牙膏，长的十分翠绿。而虎头兰很难得到水，很愤怒，白色根须窜出花盆，闯出一条条白色蠕虫，剑似的花叶垂在墙外。
我住的宿舍里还有一名别队员工，他负责给电表箱喷漆，手和脸有着惊人的白色，像个白化病人。他的手在蜕皮，眉毛也在脱落，往嘴里看牙齿好像松动了，牙缝很大，一颗颗不能靠在一起。所以他总在泄气，精神疲惫。我问过他干多久了？他说干好久了，回忆似的计算年月，又疲倦的闭上眼睛。我喊他去洗把脸在睡，他终于从阴影里走出去。宿舍里有两间高低床，只住我们两人，个人杂物便堆在上层，我后来还有机会住外面这床，从窗口正好看见水仙和虎头兰。他在旁边洗脸，洗下乳白色的水，又进来时我发现他变瘦了，下巴尖长，鑵骨高耸。
他从大西北来的昆明，我都已经被高原紫外线晒黑了，他来了多年还是这么白，像在某种化学药品里浸泡着。每天下班他要在床上躺一会，才洗脸接着睡夜晚，有时候懒的洗脸一觉睡到天亮，如此邋遢的生活只有到了星期六下午下班，他才积极洗脸，甚至洗头，把稀疏的头发梳理好，喷点怪味摩丝，眼睛里难得透出一丝光，告诉我，他要出去一趟。星期天电表厂放假。
我躺在小诊所白色病床上，想起故乡盖在山腰间的木房子，想起故乡的父老乡亲的朴实和亲切历历在目。现在我远离故乡在举目无亲的昆明格外孤单。一直以为躺在病床上的人有亲人陪护，有同学或朋友来探望，但我没有，病房空空，窗外下着哗哗的雨，眼角有些潮湿，把被子拉上来捂着脸。
从小我就向往外面世界，以前有个姑妈说过带我去某个寺庙转转，姑妈认识的朋友在寺里念经。姑妈绘声绘色讲给我，寺庙多么雄伟，经念的多么好听，并且把一碟从寺庙带回来的磁带卡录音机里播放，再次强调这磁带正是寺里那朋友赠送，朋友多么客气。录音机播放的念经果然不是我所听过的音乐，什么什么阿弥陀佛——什么什么阿弥陀佛，悠扬而柔和。可惜姑妈并没有带我去。后来总会想起姑妈跟我的这次约定，姑妈是第一个向我描绘外面的人，尽管那只是一座寺庙，江河里的一个气泡，却让我的童年不断窥视江河。
后来我因为读书去往外地，世界猛然张开：一片片高大楼房，一条条笔直街道，呼啸飞驰的各种车辆，高山雪山，千奇百态的植物动物，形形色色的人，不断涌进眼睑，在脑海里前进、后退、旋转，嗡一下，认知世界以数千公里速度向外扩张，膨胀，巨大的陌生与从未有过的诱惑使我不小心丢掉了学业，或者已经不能适应学校生活。从学校回到昆明，因为昆明离故乡近了许多。在昆明和人说话仿佛隔壁邻居，在昆明晒太阳仿佛自家院里，在昆明吃饭仿佛老家口味，这些仿佛只是一种对故乡的思念，离昆明六百多公里的故乡其实是另一番不同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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