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和南西住在东木的大学宿舍，临近毕业同学们都搬走了，宿舍空的只剩下我们三人。
每个夜晚南西淘淘不绝向我们讲他的理想，不断展开宛如一千零一夜。白天，南西还在睡觉，东木起床去和最后几个同学道别。我则去上班，步行穿过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翠湖、文庙、径直走到南屏街，从一条楼梯下往地下。德克士在南屏街广场地下，一个透明而标准化的胶囊。
有很多路公交车从我出发的地方开往南屏街，而我总是把时间留够选择步行。走在这条路上感觉很自在，路上陌生人和风景不时变幻，时刻在我脑海里像电影一样播放留下深刻而又逐渐淡化的印象。后来这些陌生人和风景反而照片一样镶在身体墙上，使我对生活的逃离有迹可循。我轻易抛弃学业，以为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不料却在以后的尘世中迷失起来，不得不成为另一个我，一位德克士兼职生，一位办公室职员，一家电表厂员工，一家书店理货员，无奈而又必须的生活。也许我可以窜出去选择别的，换一种方式，换几种方式，归根结底只要我的状态依然深陷，生活还将无法自拔。
在德克士兼职，每小时七元，排班自由，多劳多得，一切按标准操作，不需要添加个人色彩。每种操作都按流程来：第一步该做什么，多少时间；第二步该做什么，多少时间。每一步流程像烤箱按下按钮，时间屏开始跳动，跳完时间发出叮当提示音，打开，完成。后厨每个人都有自己工种，他负责炸鸡，他负责米饭，他负责配料，分工合作。后厨做好食品摆进橱窗，由点餐员配餐。有时候点餐员冲后厨喊加点什么，后厨便忙碌起来，不需要指挥不需要沟通，有条有理。
过了饭点，大堂里顾客渐少的时候，后厨可以松口气，喜欢眼睛往外看，看着顾客，男的还是女的，小孩子还是年轻人，老顾客还是新面孔，这样无趣地看一会，便要清洗工具，盘点材料。这时间大堂里收托盘的还是很忙。
收托盘的女孩其中一位新来不久。中等身材，脸蛋圆润白净，嘴巴比一般女孩要宽一点，通红饱满，她很喜欢笑，笑起来牙齿整齐洁白。她是四川女孩，把天府之国的水灵完全带到了云南，她说离开四川就选择了昆明。昆明嘛人家说四季如春，总要来看看。她旅行到一个地方，打一份零工，呆一段时间又继续走，我很欣赏这样的女孩，也想像她一样行走天涯，当她问我为什么会在德克士时？我却无话可说。她觉得我不该在德克士，那么我该在哪里？她二十二岁，和我年龄相仿，但她显然比我见多识广，比我对生活有热情有目标有方向，不知是出于羞愧还是自负我一直没有向她多些讨教。
她叫杨轩，已经旅居过成都、都江堰、攀枝花，按理说我应该对她的旅行很感兴趣，我也是离开故乡的人，骨子里有着漂泊的天性，对昆明一样存在陌生感。但我们终究没有坐在哪里聊聊，我实在不善于下班后邀约一位女孩喝杯咖啡。总是按来时原路返回，文庙、翠湖、云南大学、师范大学，好像在履行某种仪式，孤独而木讷。回到大学宿舍，天全黑了，南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醒来，又谈起他的理想。
德克士后厨里的阿山，说话结巴，但心地善良，只要后厨闲下来，便取下头罩跑到大堂帮忙，抢过杨轩手里拖把，左右划“一”字拖地。杨轩咧嘴笑笑，去擦桌子。
曾经阿山悄悄告诉我他喜欢杨轩。我提醒他说：“那你要快啊，她在昆明呆一段时间就走了。”阿山说：“不会吧，你看她在德克士干的多么开心，我每次看她的时候她都开心的笑着，以后跟这样的人呆一起一定十分愉快。”阿山又问我：“你知道她住在那里吗？那天是你带她去找的房子，她干嘛不叫我带她去找呢？”最后几句话阿山尽是遗憾。
阿山说话都是两三个词三四个词从口里蹦出来，脖子憋的通红，我把这些词连起来希望正确表达他的意思，不忍心他努力蹦出来的词语四下逃离，支离破碎。
我安慰阿山说：“也许杨轩看我比别人孤独吧。”阿山点点头。吧台点餐员阿翠似乎觉察到什么，她不乐意，无故冲后厨大喊：“阿山，快点。”我们对阿山说这女的不错嘛。阿山摇摇头说：“她嘛…太…胖…了…也…太…凶了。”阿翠的确像姐姐一样管着阿山，有时候毫不留情踢他一脚。女人的美丽和温柔她全没有，却有直抵母性的自然。阿山摇摇晃晃追逐的爱情终究变成泡沫，但愿他归来的时候还有一个怀抱。
由于实习生必须离校了。我们从东木宿舍里搬出来，经过学校外边铁路。没有拉货的小火车开过，路口栏杆向上打开，几个小贩在铁路边支起生意，学生在铁轨上走过。很快我们就会再见，南西说。铁路穿过两边高楼无尽地伸向远方。
我问杨轩：“攀枝花是一种花吗？”
她说：“是啊，开在一种高大乔木上，火红火红的，很是灿烂。”
“那么攀枝花市里一定有很多攀枝花咯，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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