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问我在昆明干什么？
我说，在书店上班。
母亲说，怎么很久没给家里打电话，是否发生了什么事？
我说，没有，一切都好，就是太忙了，有时候。没有往下说，这不是事实，我隐瞒了一个谎言。冒然辍学这件事并没有跟家里说，和南西回来昆明那会，只简单交代过我回来昆明了。当时母亲喊我回去一趟，我说好，又说忙找工作，如此晃到现在，确实很久没跟家里通电话了。
母亲又盼望，叫我回去一趟。
我听到这句话感觉很愧疚，用手捂在嘴上停顿片刻，还是说，过一久回去。
母亲像上次一样说，回去的时候提前说一声，她好准备。我当然知道母亲要准备什么，一股暖流涌遍全身。立刻明白我永远是她们的孩子，即使在外面做错了事，回到家顶多只让她们失望，失望过后仍然疼爱有加。尽管我的内心已经面目全非，烙下孤独、泪水、理想、幻想，总是希望自己活成自己的模样，活出自己的人生价值，目前完全不是，格格不入，很是愧对她们。
母亲又说了许多老家的事。我认真听着，仿佛已经回到她们身边。老家那个老人抬上山了，那个小伙娶媳妇了，那家娃娃出来读书了如此这般流淌在乡村的事件，母亲说的活灵活现，想要告诉我一个信息，我应该参与这些事件，但又因为我比较特别不参与也不见怪。老家人总是对在外打拼的人保持宽容，觉得背井离乡的人不容易，那里都要花钱。
这时我突然想到我离家求学时请我喝酒的三叔，便问母亲我三叔在做什么？
母亲问我为什么突然想起他？
我说前几天我好像梦见他了。
母亲说，他死了。
我惊讶地问母亲，怎么死的？
母亲说，开拖拉机走山路翻车压在身上，当时就死了。
我想起那条屋后通往山岭的黄泥路，隐藏在山林里，雨水天走路很容易摔跤。三叔应该就是在那条路上翻车，在过去不久的那个夏天里。
母亲准备挂电话的时候，我又问母亲，那么白雪在做什么？白雪是三叔的女儿。
母亲说，白雪在外面读书，好像是大理。这久也生病了，听别人说这种病不好治，怪可伶的。
我问母亲是什么病？
母亲说，哎呀她不记得了，只听她母亲说过几句。
挂了电话。我却想不起白雪的样子，只感觉她很听话，我在三叔家喝酒那个晚上就是她泡的茶水，泡完就去睡了。我们只顾聊天，也没有注意她一眼，否则我不会忘记，尽管她喊我哥，我们却没有交谈，极少见面，平日我在外面上学。三叔指着我对她说，这是你哥。她低着头喊一声：哥。就走开了，显然很害羞。其实在她那个年龄我何尝不是她的性格，只是后来外出，脸皮离开了故乡温暖的山风呵护，不得不带上面具，装模作样变成一个社会人，似乎又格格不入，走上边缘，尽管内心还是那个理想的少年。那晚三叔揭开了我的面具，说我是一个内心做事的人，未来必有前途。我听了很高兴，倒不是关于前途这句话，而是说我内心做事。说的很准，把我的特点完美诠释出来。那晚屋外山风凛冽，几棵竹子在屋檐前飘荡，天很黑，没有一棵星星，看来要下雨，也可能憋一个大晴天。灯泡下倒酒，倒好突然停电，三叔点上煤油灯，竹影在板壁上婆娑，油灯下喝酒，骂电站，经验说过会就来，不来也不怕，照样喝。三叔喜欢喝酒，干活回来总喊三五人来家里，却喝几口脸就红，红的灿烂，嘴好讲话，声音洪亮。三婶不时劝一句，你少喝点。却不真管，只为了说这句话，因为只有她闲着。三叔回应，你别管，高兴。我被三叔喊去喝酒，心里觉得他人不错，平时在家极少出门，这一点像极了从昆明回到老家的王棉，我们常年在外回去很难融入故乡群体，没有共同话题。
我们这一代人很奇怪，漂泊在外思念故乡，回到故乡已经不能完全融入故乡。难道因为地域限制被打破，变得似乎那里都是故乡，那里都不是故乡，注定了一生漂泊流浪。很难再有“安顿下来”的朴素情感，安顿的不仅是身体还有灵魂，已经被撕裂，变成大街上飘洒的纸片，很难把自己集中起来，成就一个谨慎的个体。世界太丰富了，我们都已被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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