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奥匈帝国的统计显示，波黑这里穆丝林只占总人口20%，但是占有96%的土地，这就是例证。但这时的穆丝林仍属塞尔维亚族，与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同居一块土地，说一种语言。
一战结束后，塞尔维亚虽然是引发一战的导火索的点燃地，但其毕竟在战争中“站对了队”，巴黎凡尔赛宫的“分赃会议”后，作为其“站对队”的奖励。克罗地亚地区，波斯尼亚地区、黑塞哥尼亚地区，好大的一大片土地，在凡赛宫在英法两国高层的大笔一挥下，就全被划给了塞尔维亚，成立了后来的“南斯拉夫”。
但是，这是用刺刀和铁链强行绑在一起的“不正常国家”。克罗地亚族几百年前就日耳曼化了，保卫维也纳的热情比匈牙利人、甚至奥地利的当地居民还高；波黑和阿尔巴尼亚的穆丝林同样心向伊斯塔布尔，天天防着塞族反攻倒算。
这个位面，一年战争后，铁托在苏德两国的暗中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成功上台，建立了南斯拉夫共和国。
他在继续了前政府的全部领土遗产的同时，也一并继承了其全部的“麻烦”。
后世看来，南斯拉夫的问题，就象发生在许多国家所谓的“民族问题”一般，其本质上依旧是“宗教”问题。
神圣冲击开始后，没有“神使”撑腰的铁托，也面临欧洲其他国家相似的问题：国内意识形态严重混乱。
东边苏联的东正教，西边德国的萨菲罗斯教，两家打着神使的名头，不停地向全欧洲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南斯拉夫也是重灾区。
铁托是克罗地亚族，这个位面由于德国事前投资，加上克族和日尔曼人本来就是“远亲”，双方关系还算不错。
但铁托毕竟是有想法有能力的铁腕人物，虽然和德国关系良好，但他也非常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没有一边倒地倾向德国，而是玩起了“三足平衡”的把戏。
他对国内的信奉东正教的塞族是又打又压又扶持，既不让他们坐大，又不让他们过弱。对没有神使的某个的宗教也是这种态度，给予其生存的空间和土壤——比起苏德两国，甚至是中国和兰芳，都在努力地“保证”本国“信仰的纯正性，单一性”，铁托这种玩平衡的做法，可谓是“开历史倒车”，逆历史潮流而动。
这不能怪铁托，他也是迫不得已的——毕竟南斯拉夫本来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而是一个被强行的捆绑的“N家人”，而且这些家人，彼此之间因为一战，还有不少的“血仇”。
到70代初，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政府更出了一件大昏招，人为地将塞尔维亚穆丝林定为一个民族，拥有与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同等的地位。这样，在波黑这块土地上，主要有三大民族：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族和信奉伊丝兰教的穆丝林族。
铁托的做法，让这个“国家”内部的民族自我意识，在宗教的基础上，更加地具现化，其分离割裂的情况愈加严重。
此时的南斯拉夫，在国际上已有“七条国界、六个共和国、五个民族、四种语言、三种宗教、二种文字、一个国家”的形容。
波黑内战爆发前夕，在440万总人口中，穆丝林族占43.7%，塞尔维亚族31.4%，克罗地亚族占17.3%。前南斯拉夫政府的愚蠢的民族政策为日后的民族冲突埋下了炸药，只等着导火索了。
他的作法，得到了美国自由派学者们的赞美，称赞其为欧洲自由的窗口。
靠着同时玩三个球的游戏，铁托牢牢地掌控着南斯拉夫的政权，保证了这个国家的“中立”与“独立”，并没有变成苏联或德国的傀儡。
但是，凡事都要付出代价。
南斯拉夫这种“保持自我”不站队的作法，无论是德国还是苏联，心里都看他不太爽。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就和南斯拉夫关系不佳。
斯大林死后，喀秋莎成为苏联的太上皇。这时的苏联对外的外交政策，在喀秋莎的暗中操纵下，趋向理性化和现实化，或者说是商人化。
“不当凯子，不当二百五，不做亏本生意。”
在喀秋莎的影响下，苏联对外的外交政策，开始只讲利益和收益，不再追求“虚浮”的东西，日渐现实主义化。对于南斯拉夫的铁托不左不右的作法，她还算可以忍受。
但是，她和汉娜两人，对南斯拉夫的“容忍”，也仅仅只是到铁托去世前为止。
1990年，铁托去世，少了这位铁腕人物压制三族，构成南斯拉夫这个“扭曲国家”的三根柱子，其基座就在第一时间就开始了动摇。
很快，三族内部都传来了想要独立自治的声音。这个声音不光是他们自己发出的，苏德两家也在幕后做了推手，甚至连已搬家到澳大利亚的英国，都暗中插了一脚。
在一次和德国的秘密外交谈判中，喀秋莎提出：“克族归你，塞族归我，穆族留着恶心他们。”
汉娜的答案是：“同意。”
很快，南斯拉夫就分裂了，
1995年七月后，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相继宣布独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就此宣告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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