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终於领悟到了“望白署空”的真意，认识到自己之所以到郡以来，莫说“三日一朝”，几乎是勤恪到日日理事，却依旧理政艰难的缘故，其根本缘由，是因为少了一份“大政方针”；莘迩就急於针对错误，作出改变。
可是，“大政方针”却非一下可以想出来的。
时下的主流思想是老庄之道。
“望白署空”的表面含义，实即道家的“无为”之意。
这也是张道将等肤浅之辈，会将此四字理解为“不做事者贵”的原因。
放诸海内，外观之，北胡南唐，群雄竞起；内视之，定西境内唐胡杂居，情况复杂，且时刻面临强敌入侵的危险，值此时局，莘迩并不认可风行今时的老庄可以成为他主政的指导思想。
老庄不可行，莘迩便琢磨，从别处相求。
以知当今的时代大略相当於魏晋十六国时期。
结合前世的闻知，他首先想到的是西汉“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针；继而想到的是东汉时期，儒学真正独尊，朝廷重视伦常，“以经学取士”的主政思想。
但这两种治国的方针，不用细想，只略作忖思，就知都无法照搬到现在。
莘迩前世所在的时空，历史上魏晋清谈兴起的缘故，大略有两个。
一个是魏晋之际，当政者为一己之私，假装披上儒学的外衣，肆意玩弄政治秩序，造成了礼乐崩溃的后果，导致社会混乱，使儒生们的政治理想与残酷现实产生了剧烈的矛盾。
再一个，主政者既然得国不正，那么为了维持政权，对激烈反抗的真儒们便大杀特杀；加以战乱不断，使时人深感世态无常，人生苦短。
由是，遂有大批本以儒业传家的士人们从而转向老庄，不复关注国家时务，改以纵情为自身个体的寄托。
简言之，魏晋之清谈，实为对儒学之反动。
这个时空的朝代名字虽与莘迩本在时空的历史朝代名字不同，但成朝窃秦，四世而亡，禅让於唐，唐诸王争位，引胡夷入侵，等等的情形，却与汉、魏、晋的形势一模一样。
这也就是说，外儒内法也好，重新树立儒家为统治思想也罢，都不是立刻可以得以实行的。
莘迩苦思数日，无有一获。
徒然悟到了自己在施政上的欠缺何在，奈何水平有限，想不出应对的举措。
不过，莘迩倒是在此过程中，决定了一件事情。
任何的大政方针，都得用人执行；没有大政方针的情况下，日常的政务也得有可靠的人执行。
大政方针，一下子想不到；自己班底的构建，已是刻不容缓。
到任至今，除了在上任时，听从功曹史亮等郡府大吏的建议，辟除了张道将等一批人；以及后来擢黄荣为郡督邮之外，莘迩在郡府的人事上没有做过任何变动。
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初来乍到，人生地疏，不熟悉地方情况，也不了解地方和郡府的人物，不知何人可用，不知谁有能力；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自然是“萧规曹随”，且先静观。
而今主政两月，发生了很多事情，郡府大吏的能力，本郡土著士族对自己的态度，莘迩大致已然明了，在用人取士上，业已有了初步成形的判断。
黄荣对他那个小群体的成员说，莘迩不关注土、寓之别。
海内大乱之后，无论江左，抑或定西，均有大量的寓士流入，土、寓之争，是江左的大问题，也是定西的一个问题。莘迩岂会对此毫不关注？
无非因为知道土著士族在朝廷、郡县的势力，莘迩初时，一是不欲与土人发生矛盾，二是冀望能够得到土人的支持，故乃装聋作哑罢了。
情势发展到现今，已经不容他再装聋作哑，“做个好家翁”了。
土著士族在郡府中的代表是张道将，包括功曹史亮在内，府中的土士，多以张道将马首是瞻。
张道将对自己的不恭，莘迩可以容忍。
但张道将不举贤而举亲，自己不用后，他还闹脾气的行为，说明他是把本家族的利益置於在了郡朝以上，在这个方面，莘迩无法容忍。
反过来看黄荣，数次献策，尽心尽力。
如此一来，莘迩心中原本不偏不倚的天平，只能无奈地落到了黄荣这边。
实际上，究莘迩的本心，他是从另一个时空来的，对他来说，定西的土、寓两类，其实都是土著，唯他才是“客身”，他是很想一视同仁，量才使用的。
奈何现实不允许他的这份“天真”。
莘迩心中喟叹：“‘君子不党’，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於登天！”
君子不党，得人人皆唯公心，不及私利才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莘迩纵自诩“公心”，为了办事，最终也不得不放弃“幻想”，选择“结党”。
便在他思虑停当，将要召史亮、张道将、黄荣等郡府的头面大吏们朝会，令他们各再举荐府中、郡县的能人才士，以作擢用的时候，南边牧场传来了一道消息，打乱了他的安排。
在泽边的时候，莘迩挑了十二个胡人青年作为从骑，杀了六个，还剩六个。此次张景威去牧场上任，莘迩拨给了他唐、胡骑兵各十，十个胡骑的头领便是剩下的六个从骑之一。
消息即是此从骑遣人送来的。
有两个阿乌尔的胡牧闹事，声言张景威贪受贿赂，分配牧场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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