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已不再教学。生员们互相串通纷纷离开白鹿书院，到城里甚至到外省投考各种名堂的新式学校去了；朱先生镇静地接受那些生员礼仪性的告别，无一例外地送他们到白鹿书院的门口，看着他们背着行李卷儿走下原坡；后来朱先生就催促他们快些离开，及至最后剩下寥寥无几的几个中坚分子时，他索性关闭了书院。彭县长亲自招他出马，出任县立单级师范校长。干了不到半年他就向彭县长提出辞呈。彭县长大惑不解：“我听说你干得很好嘛！他们都很敬重你呀！怎么……”朱先生笑笑说：“我是谁聘的校长哇？！”彭县长连连摇头否认：“那是先生多心了。”随之就询问起辞职的真实原因，是经费不足还是有谁闹事？如果有捣蛋的害群之马，把他干脆解聘了让他另择高枝儿就是了，何必自己伤情动气辞职？朱先生朗然笑着否认了县长的猜疑，自嘲地说：“原因在我不在他人。我自知不过是一只陶钵——”彭县长一时解不开。朱先生解释说：“陶钵嘛只能鉴古，于今人已毫无用处。”彭县长诚恳地纠正说：“先生太自谦了。这样吧，你干脆到县府来任职。”朱先生摇摇头说：“我想做一件适宜我做的事，恳请县长批准。”彭县长畅快地说：“只要先生悦意做的事尽可以去做，如需卑职帮忙尽管说出来。”朱先生就说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打算：“我想重修本县县志。”
朱先生重新回到白鹿书院，组织起来一个九人县志编撰小组，自任总撰。另八位编撰人员全是他斟酌再三筛选的才富八斗的饱学之士，有他旧时的同窗也有他后来的得意门生；他们全是关学派至死不渝的信奉者追求者，是分布在县内各乡灿若晨星却又自甘寂寞的名士贤达，仁人君子；他们在自己的家乡躬耕垄亩以食以帛，农闲时诵读批点自尝其味；他们品行端正与世无争童叟无欺，为邻里乡党排忧解难调解争执化干戈为玉帛，都是所在那一方乡村的人之楷模。朱先生一个一个徒步登门拜望，恳请出庐。他们对于编修县志的事十分合意，却几乎一律都要谦让自己才疏学浅，不堪如此重任，既然朱先生偏爱器重，当然是难得的学习机会，锻炼机会，也是为本县贡献微薄心力的机会。他们和朱先生聚集在白鹿书院，开始了卷帙浩繁的庞大工程。他们披阅历代旧志，质疑问难，订正谬误，删繁补缺，踏访民间，工作细密而又严谨。黄昏时分，他们漫步于原坡河川，赏春景咏冬雪；或纳凉于庭院浓荫之下，谈经论道，相得益彰。他们感激朱先生把自己从日趋混沌纷攘的世事里拉出来，得到了一个最适宜生存的环境和最可意的工作。
伏天一个溽热难熬的傍晚，树叶纹丝不动，湿热的气流从低洼的河川里膨胀起来，充溢到原坡的沟壑间，令人窒息。朱先生和他的同人们坐在院子里纳凉，书院四周和院庭里高可参天的古柏古槐和银杏树，层层叠叠的枝叶遮挡着灼人的光焰，在酷热喧嚣的伏天独辟一方清爽宜人的乐土福地。彭县长走进院子，慨然道：“这大概是全中国最宜人的一坨地方罗！”朱先生和诸位同人一齐站起来，礼让彭县长坐下。朱先生说：“彭县长难得闲暇……”彭县长苦笑着摇摇头，自嘲地说：“卑职县长徒具虚名，实实在在只是一名粮秣官儿了！”
近日，乌鸦兵的一个团长带着百余名士兵进驻本县指挥一切领导一切，实际上是一切都不领导也不指挥，只是领导指挥为围西安城的二十万人马征集粮草，彭县长以及他的全部官员都围绕着粮秣一件事奔忙。他气忿地说：“这些乌鸦兵肯定是世界上最坏的一杆子兵。他们连一年收几季庄稼都搞不清，只是没遍没数地征粮。粮秣已不是征而是硬逼，现在已经开始抢了。百姓从怨声载道到闭口缄言，怕挨枪把子啊！”彭县长说着就激奋起来，“我为民国政府一介县长，既然无力回天，只好为虎作伥。想来无颜见诸位仁人贤达，更愧对滋水父老啊！”说时喉哽语塞，热泪涌动。在坐的先生们接连发出沉痛悲怆的叹息。朱先生说：“得熬着。”彭县长说：“熬不住了哇！我的国民县府成了乌鸦窝罗！那些白腿子乌鸦从早到晚出出进进吵吵呱呱骂骂咧咧，满嘴粗话浑身匪气，叫人听着硌耳看着碍眼，我出了县府大门就不想再进去。”朱先生还是重复着一句话：“还得熬着。”彭县长苦笑着说：“朱先生，我来跟你编县志行不行？”朱先生笑着说：“我敢要你吗？”彭县长发泄一通，唠嘈一通，倾吐一通，觉得心头松弛了，又轻声问：“朱先生，乡民盛传你能打筮算卦，你给我掐算一下，乌鸦啥时候飞走？”朱先生故作神秘地说：“天机不可泄漏。”众人都笑了。彭县长又向朱先生索要一帧手迹。朱先生慨然应允，取来笔墨纸砚，在院中石桌上铺开宣纸，悬腕运笔，一气呵成四个大字：
好人难活
第二天清早，厨师从县城买菜回来告诉朱先生，县城纷传彭县长昨夜弃职逃走，下落不明。朱先生愣怔一下随之叹惋：“他熬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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