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观念强烈地影响着乔菁，以致她从小就觉得，父亲是个很有深度的人。虽然他不太爱孩子，但在父亲的身上，却分明看到一种有别于四十年代生人的迂腐思想与庸俗追求，有一种近乎于清高闲散的小资意识。
无论父和母，对她而言，影响非常深远，却没有浓重的爱意。他们算是生了她出来而已，至于怎么长大，该如何地长大，是她们自个儿的事情。
“怎么不说话了？”父亲又问，“成绩不会很糟糕吧？”
乔菁不知要怎么说，只得答：“还行吧。”
“若考不上就不要读了。”
乔菁没做声。
父亲也没再做声。
房里，传来大脸有节奏的浅浅的鼻鼾声。乔菁的心略略放了下来，便觉得头有点轻痛，只得努力支撑着精神，把作业做完才洗澡睡觉。
大脸的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十天后，她自觉到鞋厂报名，两天后被通知录取了。家人都很开心，大脸却很无所谓的样子，反正什么都淡淡的。也不太和乔菁说话，有空就缩在床上，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写写画画，有点要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光景。
不过，新的工作并不允许她如此懒散。大脸所在鞋厂车间的主任，是一个对工人管理严格得近乎变态的人。工人迟到十分钟，会不留情面地被当众大骂，再扣去部分薪金。
这人当众辱骂下属的言辞相当直白，最常见就是：“你这个死白痴！”“天天迟到，你吃屎去了？”“你这种人还有什么用！如果我是你的话干脆死了算了！”等等毫无情面道德的话……
那个车间是最先进的流水车间，机器全部由国外引进，在整个省内，也没有多少人能有这种机会坐在设备如此精确先进的流水线车间里工作。他们的工资也是全工厂里最高的。每个人都羡慕内中工作的工人，也渴望自己能够像他们一样。
但没有空位。内中的工人不愿调职，外面的人等着进去，以致那个算是有点料子的车间主任自我感觉非常优越，关起门来做皇帝，极尽作威作福之能事。
大脸的性格比较闲散，是整个车间之中最年轻也被骂得最多的女孩子。每天早上，无论她怎么急赶起床，仍然不可避免地迟到。通常就是迟那么三两分钟，便被那主任当众大骂，然后百般屈辱地缩回座位，悄悄地流泪。这么一哭，更免不了感怀身世，勾起多少凄凉往事，一整天的心情兴致就全被败了。
那半年，大脸就这样天天灰头土脸地过着。除了思念那个远在他乡的男人，就是没日没夜担惊受怕地承受那个车间主任的辱骂。
乔菁有时想和她聊聊，但她从来不擅长主导话题。大脸每每背过身子沉默以对，她也不能坚持做些什么。
她有时会觉得，大脸其实有点怨恨她出主意为她打掉了小孩子。但这只是感觉而已，不过仍然令她有点灰心。吃力不讨好，枉做好人，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事从小就屡屡发生在她的身上。经历多了，冷硬倔强的乔菁确实没有如此高尚风格能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
不要说兄弟姐妹从小相处，就没有矛盾。乔菁和大脸，就是因为一些说不清楚的原因，还有她的学业和大脸的工作不如意之类的事情，两人足有三四个月，没有好好聊上一次。
因为大脸堕胎，也因为乔菁越发地离群，还有一些说不出的原因，她和大脸说得上是耳鬓厮磨，周处浪荡的少女时代在不知不觉间完完全全地终结了。两人即使再走在一起，也很难再不突兀地牵拉着小手，无忧无虑地争持着手上的一把葵瓜子，沿着山野的阡陌没有方向地直走下去。
她和大脸都长大了。
那个时候，正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到处充斥着一致的艳羡和向往——成为万元户和大款。没有人会注重，甚至提出毫无金钱铺垫的心理健康、品格素质之类的话题。每个人的脸孔都在为别人的进步而感觉妒忌、忿恨，甚至不晓得做出些许掩饰。
孩子在新旧交替中彷徨无助，无法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没有了自我的内在，目的显得单一而恐怖——能挣钱的人就是成功的人，怎么挣只是其次。嫁个香港老头换来一幢楼房是当时颇多女孩的首选，用赌博或走私赢来的金钱建造洋楼大屋，是男人们最为艳羡的经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能令人改头换面的事，就有人去做，并且做得八面威风，为人称道。
那样的生活，如同一片迷离的夜雾，糊弄着一对一对清澄的眼睛……那是七十年代生人的眼睛。半年后，大脸自觉无法改变自己的闲散作风，也忍受不了那种天天神经紧绷地害怕被当众辱骂的感觉，终于辞职了。乔菁记得，她那时最高的一个月的薪金，有过一千多元。
大脸最失败的地方，是不会适者生存。当然，这也是她最可爱的地方——不会为了金钱，委屈自己。
有些人就是这样，无论生活和学习，没有什么是不能够通晓的，却没有坚强的意志支撑至最后。在认同自己的时候，能轻易站在顶峰。在软弱的时候，连亲手栽种的小树，也会在突然的一天里，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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