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金珍通过这种神奇又神奇的方式，向他的同仁显示黑密怪诞的奥秘，这是人类破译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笔！
结束也是开始。
我要对容金珍已有的人生故事作点故事外的补充说明和追踪报道，这就是第五篇，合篇。
和前四篇相比，我感觉，本篇就像是长在前四篇身体上的两只手，一只手往故事的过去时间里摸去，另一只手往故事的未来时间里探来。两只手都很努力，伸展得很远，很开，而且也都很幸运，触摸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有些东西就像谜底一样遥远而令人兴奋。事实上，前四篇里包裹的所有神秘和秘密，甚至缺乏的精彩都将在本篇中依次纷呈。
此外，与前四篇相比较，本篇不论是内容或是叙述的语言、情绪，我都没有故意追求统一，甚至有意作了某些倾斜和变化。我似乎在向传统和正常的小说挑战，但其实我只是在向容金珍和他的故事投降。奇怪的是，当我决定投降后，我内心突然觉得很轻松，很满足，感觉像是战胜了什么似的。
投降不等于放弃！当读完全文时，你们就会知道，这是黑密制造者给我的启示。嗯，扯远了。不过，说真的，本篇总是这样，扯来扯去的，好像看容金珍疯了，我也变疯了。
言归正传——
有人对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这是首先刺激我写作本篇的第一记鞭子。
我曾经想，作为一个故事，让人相信，信以为真，并不是根本的、不能抛弃的目的。但这个故事却有其特别要求，因为它确实是真实的，不容置疑的。为了保留故事本身原貌，我几乎冒着风险，譬如说有那么一两个情节，我完全可以凭想象而将它设置得更为精巧又合乎情理，而且还能取得叙述的方便。但是，一种保留原本的强烈愿望和热情使我没这么做。所以说，如果故事存在着什么痼疾的话，病根不在我这个讲述者身上，而在人物或者生活本身的机制里。那不是不可能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和逻辑或者说经验格格不入的痼疾。这是没办法的。
我必须强调说：这个故事是历史的，不是想象的，我记录的是过去的回音，中间只是可以理解地（因而也是可以原谅）进行了一些文字的修饰和必要的虚构，比如人名地点，以及当时天空颜色之类的想象而已。一些具体时间可能会有差错；一些至今还要保密的东西当然进行了删减；有些心理刻画可能是画蛇添足。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因为容金珍是个沉溺于幻想中的人，一生都没什么动作，惟一一个动作——破译密码，又因为是秘密的，无法表现。就是这样的。
另外，最后找到容金珍是在M县的造纸厂还是印刷厂，这是没有一个准确说法的，而且那天去带容金珍回来的也不是瓦西里，而是当时701的头号人物，局长本人，是他亲自去的。那几天里，瓦西里由于过度惊累，已经病倒，无法前往。而局长大人10年前就已离开我们，而且即使在生前，据说他对那天的事也从不提起，仿佛一提起就对不起容金珍似的。有人说，局长大人对容金珍的疯一直感到很内疚，就是在临死前，还在绝望地自责。我不知他该不该自责，只是觉得他的自责使我对容金珍的结局更充满了遗憾。
话说回来，那天随局长大人一同去M县接容金珍的还有一人是局长的司机，据说他车开得很好，却只字不识，这是造成“印刷厂”和“造纸厂”模糊的根本原因。印刷厂和造纸厂在外观上确实有某些相似处，对一个不识字的人，加上又只是粗粗一见，把它们弄混是很正常的。我在跟这位司机交谈时，曾极力想让他明白，造纸厂和印刷厂是有些很明显的区别的，比如一般造纸厂都会有很高的烟囱，而印刷厂不会有，从气味上说，印刷厂会有一股油墨味的，而造纸厂只会流出浊水，不会溢出浊气。就这样，他还是不能给我确凿无疑的说法，他的言语总是有点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有时候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有文化和没文化人的区别吧。一个没文化的人在判断事情的真假是非上往往要多些困难和障碍，再说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经变成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子，过度的烟酒使他的记忆能力退化得十分吓人。他甚至肯定地跟我说，事情发生在1967年，不是1969年。这个错误使我对他提供的所有资料都失去了信心。所以，在故事的最后，为了少个人物出场，我索性将错就错，让瓦西里取代了局长大人，到M县去“走了一趟”。
这是需要说清楚的。
这也是故事最大的失实处。
对此，我偶尔地会感到遗憾。
有人对容金珍后来的生活和事情表示出极大的关注，这是鼓励我采写此篇的第二鞭。
这就意味着要我告诉你我是怎么了解到这个故事的。
我很乐意告诉你。
说真的，我能接触这个故事是由于父亲的一次灾难。1990年春天，我的75岁的父亲因为中风瘫痪住进了医院，医治无效后，又转至灵山疗养院。那也许是个死人的医院，病人在里面惟一的任务就是宁静地等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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