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早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一上班博斯就赶到了那里。因为这是个备受瞩目的案件，因此他事先约好要来这里提交对多克韦勒的诉讼报告。他没把诉讼报告交给负责收件的检察官，而是把对多克韦勒的指控交托给了经验丰富的丹特·科瓦利斯检察官，这样案子就不会被随机分派了。博斯从没和科瓦利斯合作过，但知道他在法庭上被人称为“永不失败的丹特”，科瓦利斯从没在法庭上败过诉。
交涉过程很顺利，科瓦利斯只是对报告上博斯的盗窃公物的指控提出了反对。检察官解释说，陪审团要面对多个证人的做证和DNA的分析报告，案子本身已经够复杂了，没必要把准备时间和庭审时间花在多克韦勒盗窃市政管理局的工具、水泥和井盖的事情上。这种小事也许会引起陪审团的反感。
“电视里的所有审判都能持续一个多小时，”科瓦利斯说，“但现实中的陪审团很容易不耐烦，因此对一个案子不能诉求过多。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足够证据让他牢底坐穿，压根不需要提到这个。因此盗窃井盖就别在诉讼报告里体现了——当然，你可以在给找到贝拉的过程提供证据的时候提到这个，这将是做证时一个非常好的细节。”
博斯同意科瓦利斯的判断。他很高兴案子开启时就找到了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得力干将。博斯和科瓦利斯约定每周二开会商议案子的准备进程。
十点时，博斯走出福尔茨刑事司法中心。他没有上车，而是沿着坦普尔街往前走，然后在缅因街穿过101号高速公路。走过广场公园林荫道后，他在奥尔韦拉街穿过一个墨西哥市场，这才确信没有被车跟踪。
走到一条两边是货摊的长廊尽头，他转过身，查看有没有人步行尾随。连续几分钟没有发现尾随者后，他又穿过阿拉梅达城区，走进联合车站，继续确认没有被人跟踪。他穿过巨大的候车室，通过一条迂回的小道走到屋顶，然后从皮夹中拿出交通卡，坐上了纽约的金线轻轨[36]。
在轻轨从联合车站到小东京[37]的路上，博斯不断打量着车上的每一个人。他在经停的第一站就下了车，却走到相邻的车门前查看下车的每个人，没发现有可疑的人。他退回车上，看有没有人和他一样回到车内，但还是没有。在开车铃响后车门即将关上的最后时刻，他又下了车。
确定没有人跟踪。
他沿着阿拉梅达城区走了两个街区，然后拐弯走向河边。他拿到的维比亚娜·贝拉克鲁斯的地址在艺术区中心的休伊特路上。他绕了个圈走到休伊特路，多次停下脚步查看周围有没有跟踪者。其间他经过几幢已经或正在被改建成公寓的老式商业大楼。
艺术区不仅仅是个住宅区，更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化身。近四十年前，各个门类的艺术家开始搬进二战前曾兴盛一时、后来被废弃的几百万平方英尺的厂房和水果运输仓库。只要花很少的钱就能在这儿买上一平方英尺的地皮，于是洛杉矶最知名的艺术家纷纷聚集到了这里。洛杉矶的艺术启蒙运动开始于二十世纪初，那时艺术家们在包装水果的板条箱和盒子上画上缤纷的图案，这些板条箱和盒子被运送到全美各地，让一种独特的加利福尼亚风气盛行起来，大家都说西海岸的生活很美好。这个因素和其他众多因素合力促成了当时的西迁浪潮，使得加利福尼亚州现在成了全美人口最为稠密的州。
如今艺术区面临着伴随成功而来的许多问题，也就是中产阶级化的迅速蔓延。过去十年，这一区域引来了追求巨额利润的大开发商。一平方英尺的土地所卖的价钱不再是按美分计算，而是按美元计算。许多新来的租客是在中心城区和好莱坞工作的高端人士，根本不知道点彩和用画刷画画有什么区别。这里有了许多拥有名厨的高级餐馆，光是停车给侍者的小费就比原先艺术家们在这里的咖啡馆吃一顿饭要多。艺术区已经远远不是过去那个贫困艺术家的避难所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博斯作为一名年轻巡警被分到牛顿分局，管辖的区域就包括当时所谓的仓库区。他记得当时的仓库区到处是废弃的空旷大楼和无家可归者的宿营地，街头暴力层出不穷。不过他在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前就被调到了好莱坞分局。走在艺术区，他不禁为这里的巨大改变而啧啧称奇。壁画和涂鸦有所区别。两者可能都称得上艺术，但艺术区的壁画非常美丽，和几天前他在奇卡诺公园看到的那些壁画展现出相似的精细和想象力。
他走过一幢拥有上百年历史、名叫“美国人”的建筑。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期间，这里是黑人们玩乐的旅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里又成了文艺复兴运动和生机勃勃的朋克摇滚兴起的双重地标。
维比亚娜·贝拉克鲁斯在对街原来的纸板厂大楼里工作和生活。许多贴有做加利福尼亚电话卡用的标签的打蜡水果箱就是在这个工厂生产的。大楼有四层，砖墙饰面和仓库的铁框窗依然完好无损。入口旁的铜牌写明了这幢大楼的建造年份是一九〇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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