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双手戴着手套把信和遗嘱从信封中拿出，并摊开在厨房桌面上。哈勒正在认真研读，而博斯正操作电脑，看看是否能查到一九七〇年圣迭戈县的出生记录。惠特尼·万斯的死瞬间改变了形势。博斯觉得他得尽快解决惠特尼继承人的问题。他需要在DNA层面上证明继承人的合法性。需要尽快找到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的女儿。
很不幸，人口档案统计局的网站上最早只有二十四年前的电子档案。博斯必须和查找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的出生证明时一样实地去找圣迭戈县一九七〇年的实体档案和人工做成的微缩胶卷。哈勒把两份文件看完一遍时，博斯正在抄下罗斯克兰斯街上的人口档案统计局地址。
“这份东西简直太棒了。”
博斯看了看他。
“哪里太棒了？”博斯问。
“里面的一切都太棒了，”哈勒说，“你拿到的是份亲笔遗嘱，就是说是由死者手写的。我在来这儿的路上查过，在加利福尼亚州，亲笔遗嘱在法律地位上要高于通过公证的遗嘱。”
“惠特尼也许知道这一点。”
“哦，他的确知道不少。他在信里附上笔也正是为此。寄笔是因为他知道验证遗嘱的关键就是这支笔，而不是信里胡诌的那个理由。你说上周你在宅子里见他时，他的思维和身体状况都很正常——就像他信里说的那样，是吗？”
“没错，那时他的思维和身体状况都很正常。”
“没有生病或身体有恙的迹象吗？”
“只是有些年老体弱而已。”
“不知道验尸官眼下会发现些什么。”
“验尸官也许看都不会去看。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去世以后，验尸官很少会长时间认真查看尸体。死者已经八十五岁了，毫不奇怪。”
“你想说不会有尸检，是吗？”
“应该做不意味着一定会做。如果帕萨迪纳警方认为这是自然死亡，除非验尸官在尸体表面发现明显证据，否则应该不会进行彻底的尸检。”
“我想我们应该等等。你在帕萨迪纳警察局有认识的人吗？”
“没有。你呢？”
“也没有。”
哈勒到了以后，他的司机就把林肯车上的复印机搬到博斯家，然后坐回驾驶座等着。哈勒从博斯放在桌子上的纸板分类盒里拿出手套，戴上后开始复印遗嘱。
“你这里为什么没有复印机？”哈勒一边复印一边问。
“曾经有一台打印复印组合机，”博斯说，“但被麦迪带到学校去了。我还没来得及买台新的。”
“麦迪学上得还好吧？”
“她很好。海莉呢？”
“海莉也很好。已经完全融入进去了。”
“那就好。”
之后兄弟俩就没话可说了。他们两个的女儿——麦迪和海莉年纪相同，是哈勒和博斯唯一的侄女——两人都进了查普曼大学，但因为专业和兴趣不同，两人没有像父辈希望的那样建立起亲密关系。大学一年级时两人同住一间宿舍，但二年级分开了。海莉留在宿舍，麦迪则同心理学系的女生合租了一套房子。
哈勒复印了十来份遗嘱后，把那封信也复印了十来份。
“为什么要印这么多？”博斯问。
“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哈勒说。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博斯心想。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他问。
“什么也不用做。”哈勒说。
“你说什么？”
“现在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不必把信和遗嘱公开，不必上法庭。我们只需保持沉默，静静等待。”
“为什么这样说？”
“你继续调查。证实万斯的确有个继承人。证实了以后，我们再看看谁会有所行动，看看公司方面会做些什么。等对方行动后，我们再定对策。知道对方想干什么后，我们再根据对方的动机行动。”
“可我们还不知道‘对方’是谁啊！”
“我们会知道的。就是他们那些人。公司里的人、董事会的人、做安保的人，就是他们那些人。”
“‘他们’也许正在监视我们呢！”
“必须假定他们正在监视我们。不过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手里拿到了什么。不然这个盒子不会在你的信箱里放上整整四天。”
博斯点点头。这个想法不错。哈勒向他指了指桌上的遗嘱和信的原件。
“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护好这两份东西。”他说。
“我在影视城有个银行保险柜。”他说。
“你最好假设他们知道你有个银行保险柜。也许他们知道你的一切。复印遗嘱正是为了这个，你得把遗嘱的复印件放到银行的保险柜里。如果有人监视你，他们会觉得保险柜里放着的是遗嘱的原件。”
“那我该把原件放在哪儿？”
“你自己琢磨，千万别告诉我。”
“为什么不能告诉你？”
“避免法官发布命令让我交出遗嘱。我手里没有遗嘱，又不知遗嘱在哪儿的话，要我交我也交不出。”
“这招真厉害！”
“我们还得找到艾达·福赛思。如果她的确是把这封信偷带到邮局的那个人，那我们必须得到她的证言才行。这将是验证遗嘱真实性的证据链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需要对每一步行动进行确认。我最终带着遗嘱和信上法庭时，可不想没两下就被对方驳倒。”
“有驾照的话，就能弄到她的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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