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21年的太子，他留给了吴国上下无限的悲哀，他留给父亲的是一份宝贵的治国遗嘱。他走的时候才33岁，正是一个人可创造辉煌的时候，可谓英年早逝。他的宅心仁厚在整个吴国尽人皆知，他死后被称为“宣太子”，他活着的时候，其仁义、其道德已经人人传颂。他的死是吴国的大损失，也是中国历史的损失。
公元241年，年仅33岁的吴国太子孙登病逝。他在临死前给父亲孙权留下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千字文：
“孩儿不孝不贤，所以被上天惩罚而缠上重病。自我反省，实在无话可说。品行鄙陋，恐怕终要离父亲而去了。我并不惋惜自己，只是一想到将离开父母，从此，人鬼殊途，永远也不能再敬奉仰望宫禁，不能朝拜陛下王后，生时没有为国家出一点力，死却留给陛下沉重的忧伤，这才是我感到悲哀的地方啊。
“古人说，生死有命，长短在天。周晋、颜回都是智勇双全的人才，尚且夭折，更何况是我愚昧鄙陋，活到今天，已经是上苍对我不薄了。况且，我活着的时候是太子，死后还享受尊荣的地位，对于我来说，拥有的已经太多，我还有什么可悲叹遗憾的呢？如今天下大事还没有定局，流窜的贼寇还没有处置，四海翘首以待，把命运系在父亲您身上。处境危险的人希望安全，处境动乱的人更是希望太平。希望父亲能彻底忘掉我这个人，割舍普通百姓的情感，修炼黄老之术，专心保养精神，加进营养膳食，广开神圣英明的思虑，以确立万古不朽的功业，那么，整个天下的百姓很幸运地有了靠山，我死而无憾了。
“父亲不必为我的死难过，皇子孙和仁义孝顺，聪明睿智，德行清明丰茂，应及早安排，从而让天下百姓有所希望。大臣诸葛恪才能出众，学识渊博，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器量足以承担佐助时政的职务。大臣张休、顾谭、谢景都很机敏，有见识，入则应该用为亲近的心腹，出则可以成为坚利的爪牙。范慎、华融勇猛过人，气节雄壮，确有国士之风。刁玄性情优柔且宽宏，并有道家风范，裴钦博闻强记，他的文采值得取用。蒋修、虞翻的志向气节都很分明。这些臣子里有的适宜任朝臣，有的可以任将帅，他们都通晓时政，熟悉法令，固守信用，坚持道义，具有威武不能屈的志向。他们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来，我对他们的了解很深。所以，当初父亲把他们安排在我身边，我现在由衷地感到父亲的苦心。
“我深切地考虑到，现在境外多事，战争不止，我们应该勉励六军将士，以谋求进取。军队是以人为群众的，群众则以财货为宝贝。我私下听说下面郡县有不少地方荒芜残败，百姓生活困苦，奸邪祸乱萌生，因此法令频繁增加，刑法更加残忍，我听说治理政事要顺从民意，法律政令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眼下确实有必要和将相大臣们仔细地选择合乎时宜的政策，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对刑法加以宽缓、赋税加以减轻，适当地取消一些劳役，从而让百姓归心。大臣陆逊对时政忠诚勤勉，献身忧国，尽心为公，有不谋私利的气节。诸葛谨、朱然、朱据、吕岱、张承、孙怡为国尽忠，通晓治国的体制。父亲可以让他们拿出有益于国家和百姓的办法，除掉苛刻烦琐的政策，爱护养育兵马，安抚百姓。五到十年，必能让远方的人欢喜而来，近处的人更加尽心尽力。无刀兵之祸，统一天下便可指日可待。
“有人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中肯，不掺一丝虚假。所以，楚国公子贞临死前，留下遗言对时政提出告诫，君子认为他忠诚，何况我孙登，还能闭口无言吗？希望父亲大人能留意听取采纳我的意见，孩儿也就可以含笑九泉了。”
孙登嘱咐手下人，待自己死后将此信交给父亲。当孙权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无语泪流。老年丧子已经很不幸了，更何况这个儿子非比寻常，他是自己一生的寄托。
孙登死的消息传出来后，豫章太守谢景无法克制自己悲伤的心情，竟然擅自去参加了孙登的丧礼，并向孙权请罪，请求免去他的太守之职。孙权告诉他，你跟太子多年，和其他官员不同。同时又派亲近的使者去慰问他，并告诉他，豫章太守一职没有合适的人选，还是需要他来承担。太子早逝，吴国上下哀痛不已，作为父亲的孙权更是以泪洗面多日。
公元221年，孙登被立为太子。孙权为了让其成材，特意安排了诸多才识品德兼备的名臣作为他的宾客朋友。于是，孙登遗嘱里所提到的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人被选入东宫。他们陪着孙登研读诗书，孙登若外出，他们就跟着骑马射猎。孙权觉得作为未来之主的孙登应该熟悉近代史，于是就希望他能读《汉书》。并特意让张休去研究《汉书》很有名气的张昭那里学习，回来后再将所学的传授给太子孙登。
孙登与这群大臣相处融洽，经常同乘一辆车，有时候因为听讲很晚，索性就跟这些人睡在了一起。这些人在一起俨然没有师徒、主仆之分。太傅张温跟孙权说：“中庶子这个官职和太子最亲近，他要在太子身边回答太子提出的所有问题，应当任用德行杰出的人。”孙权也认为如此，就任命陈表等人为中庶子。陈表他们和孙登熟悉了以后，孙登就废除了中庶子的一些繁文缛节。有一次，孙登把陈表按在自己所坐的凳子上，陈表觉得这样很不好，孙登笑道：“您的学问理应坐在我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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